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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

来源:通化市纪委市监委 发布时间:2016-10-31 15:31 字体显示:

                     ——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感

   古往今来,“保境安民”始终是各级官员的首要职责。由于中国历史深厚的中央集权传统和历史上政体“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地方官员能否恪尽职守,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治理意图,践行“执政为民”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政治架构的治理水平。天下能否科学治理,政治能否清明健康,首先就是要看吏治工作的功效,也是能否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的关键之要。

      最近,万众瞩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尤其是新制定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可谓是焦点中的焦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斐然,赢得党心民心。这其中,制度建设的加强是一个重要方面,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有力抓手。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已多达50多部。在这党内法规的“制度矩阵”中,新出台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

       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最早来自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在谈到如何纠正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一般认为,广义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指党内全部政治活动,包括党内组织体系、党内文化、党内政治关系、党内制度等内容;狭义的党内政治生活,主要是指党内的思想文化活动、党内领导决策活动、党内关系和党内制度、党内行为状态等。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平台。

  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党的事业发展。党内政治生活对领导班子而言,关乎能否民主科学决策和维系公信权威;对党组织而言,关乎是否有凝聚力、向心力;对党员而言,关乎能否发挥教育、改造、管理和监督作用;而对全党而言,关乎能否统一步调、统一意志。如果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就很容易出现习总书记所概括的“七个有之”之害。以往许多部门和地方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从党内政治生活角度看,党组织没能有效开展健康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重要原因。

     新形势下怎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一个根本遵循”“四个路线”“四个着力”“六有政治局面”等明确要求,阐述了“重点”与“关键”,以及思想基础、根本保证、重要目的等重要内容。下一步的任务,无疑是认真贯彻和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有坚强的组织制度保障,权利监督权力能真正落实。历史以往屡发的群体性事件,警示的就是官民矛盾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也是警示着整肃吏治的紧迫。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强调不断推进制度反腐,另一方面要坚定推行问责制度,使其不断科学规范和民主化。《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了问责制直指决策严重失误、监督不力、用人失察、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等“七宗罪”,明确主张对党政官员的问责一视同仁,这较之过去的问责工作实践,新规在问责工作层面、适用范围以及规定章程的明晰规范上,都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新规将问责工作纳入了法制化、制度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舆论等方面的广泛关注。

      历史以往表现的“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政治生态,导致了一个时期庸官、昏官、太平官层出不穷。能否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不但要及时揭露和惩处腐败等,关键是要把握好问责制的核心,要始终坚持“有权必有责”的权责对等,通过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及时进行责任追究,给官员(公职人员)戴上“紧箍”,倒逼官员(公职人员)尽职尽责,防止官员(公职人员)滥权,从而避免发生激化官民矛盾,影响社会健康稳定,赢得广大民众的民心和支持,更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性举措。

  把权利监督权力真正落实到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只有官员(公职人员)秉公敬法社会才能太平。在广大人民群众满怀期待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无论为遏制腐败,还是为扭转“政绩观”的偏差;无论为打造阳光政府,还是为保障公民权利,不仅中央高层从政治理念上反复宣示,还多次发布文件和条例,但实际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或在具体贯彻实施中变形走样,或执行效力层层递减。究其原因,“自上而下”的政令规定,除了刚性法纪约束,更须辅之以“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构成完整的制度链条。就问责制而言,2008年,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问责风暴’一度震撼官场。然而,进入2009年,人们发现,问责制尚缺少自动生效机制,往往视影响大小、民怨程度,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启动。这些都表明,仅有“风暴”是远远不够的。问责制要真正带来政治文明的持续进步,不能寄望于“风暴”,而只能依靠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

中央出台新规是为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铺平了道路,进一步的推进,还需要加强来自人大、政协等体制监督,加强民众、媒体等社会监督,通过全方位的监督,形成全方位的压力,让问责制超越问责本身,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契机。

把“权利监督权力”落到实处。新闻舆论媒体是社会发展的“保健医生”,新闻舆论媒体的保健功能就在于能够及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权力机体的病变,防微杜渐,避免养痈遗患。

 健康文明的社会,只有“保健医生”与管理“紧箍咒”共同发挥作用,权力才能在其公民的权利面前驯服。这是健全责任监督问责制度的精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的关键环节。

 

 

   撰稿:通化市纪委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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