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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

发布时间:2016-01-04 17:24 字体显示: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
找回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

  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的一篇演讲“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在微信朋友圈曾经很火,您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在您看来,建构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哲学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朱汉民: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学者—官员”型的社会阶层,由于这个士大夫阶层既经营学术文化又从事社会治理,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人生哲学。孔子是士大夫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士作为社会精英,必须承担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具体体现为对“道”的承担,即“士志于道”。“道”既是士大夫维护的社会正义,又是他们追求的文化传承,“道”的追求和完成能够化解他们作为精英人物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道”在士大夫人生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道”不仅代表士大夫追求的社会正义和文化传承,也是士大夫生命的终极意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士志于道”是士大夫精神及其人生哲学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又开拓出了率性自由、豪杰圣贤等一系列精神气象,建构了一种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是又兼有达观生命体悟的人生哲学,使士大夫精神获得丰富性发展。

  记者:您以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概括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圣贤气象”。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一个极生动极富号召力的概括,这四句教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原典儒家有何继承和发展?对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什么长远影响?

  朱汉民:张载四句教的突出特点是将原典儒学中关于士大夫的社会正义责任、文化传承使命,提升为一种“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什么是“天地之心”?中国哲学将宇宙天地、人文世界理解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类就是通过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演化、社会历史进程而获得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宋代士大夫强调,他们承担弘道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就是在参与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故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士大夫必须承担、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才有可能达到“为天地立心”的天地境界。

  张载的四句教对后世士大夫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希望实现孔子讲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完成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圣学传承、天下安泰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他们将士大夫在人世间追求理想的仁道,看作是引导、完成人类参与天地宇宙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目的和意义,最终形成了士大夫所特有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人生哲学和“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这种人生哲学和精神气魄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敢于“舍身取义”的士君子、大丈夫,成就了一种士大夫精神的道德意志和理想人格。

  心性工夫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您是湖南人,又研究湖湘文化,我们读曾国藩日记,看到他曾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四日去拜访他的老师唐鉴,即镜海先生。日记里说,他这一次去主要是请教“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检身之要”是不是就是理学家讲的修身“工夫”?

  朱汉民:曾国藩请教的就是理学修身的工夫。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访唐鉴,唐鉴传授的修身工夫论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第二年,曾国藩又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修身工夫论。倭仁向他提出要写日课。以后,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养性的工夫课程,共有十二条,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记日课,希望“念念欲改过自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对理学的钻研是勤奋、躬行的。他立志要从事于克己之学,并且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于义理之学,以求在人格修炼上有所成就。

  记者:士大夫精神与这种修身工夫有什么关系?

  朱汉民:根据宋代儒家学者的看法,儒家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感悟与体会,并将这些感悟与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可见,“四书”不过是儒家士大夫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论语》的操存、涵养、三省吾身、忠恕之道,《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都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到了宋代,理学的修身工夫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周敦颐力倡主静、立诚、无为;张载讲穷神知化、存诚、大心;邵雍讲观物、心法等;二程则主张主敬、穷理、寡欲。这些理学家们认为,士大夫必须充分调动自己全部的心、性、情、意、志、气的主体力量,即做“策励此心”的工夫。如朱熹强调:“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可以说,这些工夫论都是培养士大夫精神的步骤、方法和手段。

  记者:我们知道,曾国藩在近代有“古今第一完人”之称,说明他的道德与事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相吻合,也就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请您以曾国藩为例,进一步讲讲士大夫如何通过做工夫而转移精神气质。

  朱汉民:宋明理学的工夫论已经十分系统完备,但是要真正修炼出士大夫精神则必须知行统一。曾国藩是理学的实践派,他的最大特点是遵循这一套工夫论认真扎实地去实践。曾国藩按照“慎独”的要求,在待人接物中自觉地内省改过。如他与人久谈,过后会反省而觉得不妥,即所谓“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耶?耻安在耶?”他看人作应制诗而应酬性地当面夸奖,他回头也会自责“不忠不信,何以为友”。为实现“慎独”的修养境界,他总是自觉地去其好名利之心、无恒之弊,以及克服自己的忿气、懈怠、玩忽之习,总是在不断地自责和反省中,防微杜渐,不放过任何小事,持之以恒,最终铸就了自己的道德人格。

  曾国藩坚持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不懈地读书、诚敬等修养工夫,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工夫,包括敬、恕、诚、静、勤、润等。譬如,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人的“诚”自何来?曾国藩一方面坚持认为“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诚”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曾国藩强调,“诚意”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倡导“明宜先乎诚”,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因此获得了一种一致性。

  湖湘文化与士大夫精神

  记者:近世湖南士大夫不只是曾国藩,其他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是不是也都下过这样的苦工夫?湖湘文化精神中是不是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

  朱汉民:是的。湖湘文化精神有一个特点,就是湖湘士大夫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养成。湖湘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体现出“圣贤”与“豪杰”相结合的特色。他们往往在推崇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同时,还追求一种 “豪杰”的气质。这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理想人格类型,成为湖湘士大夫的最高精神追求,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社会风尚、人材培养均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来,“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身心实践、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推广;而“豪杰”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实干的猛劲等等,两者各有所长。但是,湖湘士大夫强调做事必须以做人为基础,主张将“圣贤”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与“豪杰”的意志能力、经世事业相结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一大批人士,均以士大夫的道德工夫、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从事军事、政治活动,进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圣贤—豪杰”型人格。曾国藩强调:“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还主张“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郭嵩焘认为:“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苶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数代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

  后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士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毓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等,尽管他们主要是军界、政界的领袖人物,但他们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体现出“圣贤”的价值追求、人格修养,又有坚强的血性气质、卓越的军政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上显出独特的精神风范与人格类型。

  青年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以杨昌济为精神导师建立起来的。杨昌济辅导他们以理学的修身工夫论。由于王夫之、曾国藩的示范作用,新民学会和许多湘籍青年一样追求“圣贤—豪杰”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进一步确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宗旨。学会对会员的道德修养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强调会员必须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士大夫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记者: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它肯定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上的。清末废科举,后来又经历了革命,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不再存在。但是,您认为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依旧存在,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朱汉民:士大夫群体有一个制度的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尤其科举取士,使得寒门弟子可以成为士大夫。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原来意义的“士大夫”不能作为普遍化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但是,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想传统还是存在。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系列由士大夫指导、推动的近代化运动。推动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是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但是,中国的近代化恰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推动的,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似乎不是源于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主要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

  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在价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面,都能够体现出士大夫精神的特点。而且他们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实践者,如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其实这就是呼唤士大夫精神力量。

  这些人就是提出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与“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内在的联系。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应该说与士大夫作为近代化运动的主体有关系。近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都表现出对经济均平、政治平等等“大同”理想的特别向往,这种相同的思想推崇,和其推崇者身上具有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另外,近代中国出现那么多的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的近代化思潮,其实也都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这和西方的近代化思潮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记者:您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精英人物,也就是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精英人物往往会拥有很多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他们必须要有很高的精神文化的修养并且能够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故而,作为社会精英,一定会在当时的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但是,当代中国的许多精英们只关注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而没有相应的精神文化修养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不能在社会思潮、道德风尚方面起到正面的引领作用。比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也不是把自己作为优秀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反而是精神文化的摧毁者;一些经济精英更是靠不良竞争来获取成功,成为正在建设的经济秩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倡导士大夫精神,也就是希望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能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获得他们特别稀缺的人格精神力量、道德表率作用。

  为什么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在今天还能够被很多精英人物重新提倡,就在于这种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精神境界,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的一种精神缺失,能够开阔很多人的胸怀。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这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我相信,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只要能够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不断的精神修炼,坚持持久的知行合一的修身工夫,就可以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真正找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魄!(记者 毛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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